邓一光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中的“太阳”即主人公关山林,这位中将宣称他是太阳——“今天把我打下去,明天我照样能再升起来!”可谓气概非同寻常。就极其富于个性的军人形象而言,主人公被称为中国的巴顿是有道理的。
巴顿、关山林一类文学形象乃战神形象,具有长久的艺术欣赏价值。如易卜生所说,“军人是真正的男子汉”,战神形象也就是硬汉形象。不论战争多么残酷、多么缺乏理性,它毕竟是展示男人的力量、勇气和胆识的真正场所。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强调革命军人的正义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,不过还乏有军神形象,关山林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缺。关山林与以往的革命军人形象有联系也有区别,他是天生的军人,骁勇善战,嗜战若命,又有些自负和粗暴,充满军人的荣誉感,优点缺点皆鲜明,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。
如同巴顿所遭遇过的,关山林的悲剧也在于他离开了战场便无可适从、黯然失色。——人类的进程就是这样,战争与和平交替,今后即使继续发生战争,技术因素的重要性也将逐渐替代勇气和胆识,事实上战争从来不是单纯为演示男性的阳刚与意志而存在。和平环境里随着现代文明程度的提高,现代男性性格中率真的、纯朴的、剽悍的美感正逐渐消失,但社会却在进步。确切说,关山林只是过去时代的英雄。本书前三分之一篇幅有声有色、淋漓酣畅地描写了这位军人冲锋陷阵、拔城略地的戎马生涯,后三分之二则是写他在和平年代里虎落平阳、一筹莫展的英雄末路故事。排除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计,前后篇幅内容形成的巨大反差正有助于形成一种完整的结构,即凸现战神的现代命运。这类命运也许已为普通民众所忽略,却使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邓一光看到了一个重大题材的诞生。在对父辈经历的审视中,他力图与父辈保持冷峻的距离,又比普通人怀有更重的敬意,他在一定程度上融人了父辈的感觉与生命,将作品写成一曲热烈的颂歌和深沉的挽歌。正如古希腊英雄史诗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魅力,关山林和巴顿一类形象作为特殊的审美对象也将保持他们的感染力。特别是,关山林与巴顿相比具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,他活在中国,敢说自己是太阳,不甘沉沦,不为命运所屈服,顽固地表现自我,忠于理想,“拒绝悲剧”,拥有坚强的自信,其精神气质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。
在作者眼中,父辈即历史,历史即命运。尤其从此书对大大小小的战争场面的精确描写和编年体例去看,时时使人感到书中另一个主人公———邓一光的存在,是邓一光在追寻、考察、鉴别、思索、评判,他对待历史和父辈的态度始终牵引着读者的悬念,构成一种生动的讲述方式和修辞效果。历史在令人信服的程度上被还原,人们在接受历史的同时接受了历史裹挟的激情。在这一点上,《我是太阳》又离开了《巴顿将军》而接近了《静静的顿河》。《我是太阳》像后者一样展示着人物复杂的性格,也展示着社会生活沧海桑田的变动,刻划着人物命运与历史迷误间悲剧性的冲突。从《父亲是个兵》、《战将》、《大妈》到《我是太阳》,邓一光锲而不舍地发掘着属于家族的谱系,从中找到光荣、耻辱与梦想,可惜革命军人后代中有他这份深度和才华的人不算很多。
还应提到,书中红色家族的另一个人物———关山林的妻子乌云的面貌也是不同凡响的。她嫁给关山林时只有18岁,相貌出众,由“组织上”安排配给年龄大她一倍的“首长”,她默默地承受了,并从此尽心尽意去爱她的夫君,与之相濡以沫,至死不渝。这是个违反现代小说情节的个例,但由于如此,书中她的夫君的形象得到衬托,生活的实感得到强化。无数小说作品中,主人公与妻子关系的线索成为无聊的赘笔,而在这部作品中,妻子成为主人公形象的一部分,一个难以分离的部分。
《我是太阳》的升起,带来了一类题材的小小的辉煌。